Memo_社会学的三重危机

前阵子看到Lichtenstein的《Is US Sociology in Decline》，文章援引了Dunlap和Catton的观点，社会学的衰落一方面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死灰复燃，一方面也是政府对于社会科学的抑制。

“…… Attributed the doldrums of the 1980s to resurgent free market fundamentalism and, as a related matter, to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severe attacks”on the social sciences.”

同时作者也提出了近年来在教学中的感慨，也即功利主义的盛行，促使学生不停地追问，社会学究竟能够做什么

“There is a general trend toward professional rather than academic degrees, perhaps for economic rather than ideological reasons.”

开篇之所以谈起这篇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文章，是想由此引出《Global Dialogue》杂志中的另一篇文章，也即Ivan Szelenyi的《The Triple Crisis of US Sociology》，是什么原因使得社会学在全球范围开始衰落？社会学界又由现代理论转向当代理论间又做出了什么努力？

一、危机与回应

（一）危机

1. 塞勒尼的观点

塞勒尼对于社会学的危机提出了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再能够为社会提供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方法上，经济学、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对于因果性逻辑自洽的解决方案，而社会学依旧陷入泥潭；理论上，跨学科界限，也模糊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旧有的领域也不断被经济学、政治学所侵占。
在与当下经济学理论的比对后，塞勒尼提出在政治上尝试批判性的新古典社会学；方法上用反思性、解释性的模式挑战经济学，对数据的含义及采集等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理论上回到最初的政治使命，即马克思、韦伯等古典传统、批判性的宏观社会学。直面大议题(BIG issues)。

2. 吉登斯的观点

吉登斯在1987年所写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第二章中，却有这样一些针对于危机，关于未来发展趋势的观点：

社会学将逐步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阴影；社会学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视对世界体系的研究；伴随着社会学争论而来的是将出现新的理论综合；社会学家将重新培育出一种对长期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怀。

3. 塞勒尼与吉登斯的比较

其中一些说法似乎矛盾，即吉登斯力主拜托古典思想阴影，而塞勒尼主张回到古典传统，但仔细分析，无论是塞勒尼也好，吉登斯也罢，他们却都有着一个根本的共同点，也即追溯古典理论与关注宏大社会现实。吉登斯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理论》，即是对古典理论的梳理，而其后《现代性的后果》等书即是对宏大议题的关注。吉登斯所说的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阴影，实质而言大概摆脱旧有的文化分析模式。
诚如吴小英认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纷繁多样实际上来源于其方法论的分裂与对立，二元对立的症结等，西方社会学的危机是伴随着科学主义的衰落而产生的（吴小英，1999）。但这种论述我认为归根不是全部或是最致命的的原因。文军套用吉登斯的看法认为，与其说是社会学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长期过分追求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由于当前社会现实的快速变化所导致的整个社会学知识体系难以适应人类新的社会实践的需要（文军，2004）。
社会学的危机至今仍在继续，而由当今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追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社会学的萧条，大抵社会学理论由由现代理论转向当代理论，也正是因为大的时代环境，也即工业社会转向知识与信息社会、现代社会转向全球社会的大转型的结果。社会学理论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现代性研究为中心的体系，被后现代思潮颠覆，也被全球化理论的冲击与提升，但也是在这种裂变中，回到了社会学诞生初的基调，即回应时代问题的调整。
另一方面，诚如蔡锦昌写道的，社会学理论正面临一种可说正面亦可说负面的吊诡处境，即社会学观点几乎渗透到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这种感觉颇像我这阵子读李强的《自由主义》中论述的一个观点：“具有悖论意义的是，自由主义政党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成功而造成的。（李强，2015：24）”某种意义上，社会学与如今的自由主义颇为相似。

（二）回应

由此当代社会学的发展也即针对社会学危机而来，侯均生（1997）认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同其他学科理论的发展一样, 是社会理论中具有相反倾向的理论流派的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有机的历史过程。总共经历了两次高峰与综合，也即第一次实证主义以涂尔干为代表，反实证主义以维科为代表，韦伯于此综合，第二次实证主义以帕森斯为代表，反实证主义以舒茨为代表，哈贝马斯于此综合。文军（2002）在侯均生的基础上，对社会学理论进一步梳理，认为社会学理论经历了三次理论综合。前两次与侯均生大体无异，对韦伯的综合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也即韦伯结合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的“理解”概念，同时是解释性与理解性的。第二次综合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从反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对当代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取向的社会学理论第二次综合的努力。
但思考的是，前两次的综合并没有消解二元对立，而只是单纯的简单综合。而在第三次理论综合上，则表现为一种多元综合的态势, 如以实证主义理论传统为主的新功能主义和以人文主义理论传统为主的理性选择理论, 实际上都表现出了相互吸收、互为补充的特征, 并在理论取向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而当下的这种综合性，已不独以超越二元对立、实证与反实证方法论等的综合，更是与时代的综合，与各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了。
假使进一步思考，简化上述，或可以得到一个可把玩的循环。社会学理论在演化过程中，一开始的古典理论三巨头为当今的整个社会学理论大厦奠定了关键性基础，他们回应了十九世纪的时代问题，尔后各家使用三巨头理论发现无法回应时代问题时，便在三巨头基础上进行修正和补充，而在帕森斯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综合后，现在社会学各派也即对帕森斯的补充（但实际上仍必然会回溯三巨头的理论），也即如哈贝马斯对于韦伯提出的理性化困境的回应、布迪厄对于实践与理论割裂的回应、吉登斯对于微观与宏观和能动与结构的回应等等。
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针对前人理论的不足发展，而下一次理论的综合或许便是对于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等等当代理论家的修订与综合。但一个困窘是个人修补理论的能力永远来不及真正的追赶上时代，所以理论永远无法超越时代、把握时代，而落后于时代，尤其以今日社会变迁急速的社会，这种尴尬显得更为突出。

参考文献
侯钧生.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04):3-5.
李强. 自由主义[M]. 东方出版社, 2015.
文军.历史困境与未来挑战: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面临的主要危机[J].社会科学辑刊,2004(03):36-41.
文军.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基本规则论略[J].学术论坛,2002(06):119-122.
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J].社会学研究,1999(01):3-5.

二、译文：The Triple Crisis of US Sociology

Ivan Szelenyi
密涅瓦的猫头鹰，乘着黄昏而来。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1970年《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使社会学的危机似乎已然渡过，社会学也因政治运动而繁荣至世纪之交。但世纪之交时，社会科学基础性的改变，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学派的政治学突起，社会学陷入了三重危机之中：丢掉了政治上的吸引力；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应对“方法论革命”；不确定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核心。

（一）社会学危机

政治上，70年代激进的学生如今仍有很多人激进，而00后的青年越来越趋于保守。由此而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学由热门成为冷门，社会学也越来越不可能为激进社会改革提供远景。
方法上，想检验因果性，只有分配部分总体到一个“实验组”从而与某种特定的刺激条件隔离开，而将剩下的放到“控制组”里，但实际上是几乎不可能的。为了跳出这个坑，试图以识别“因果性机制”绕开，但这都无法根本解决样本问题。而事实上，实验室方法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也颇受质疑。
理论上，自8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试图保持住自己的读者群，扩大到一些跨学科的项目当中，模糊了社会学的学科边界，而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也即意味处于混乱的边缘，固有的阵地如社会不平等，被经济学、政治学抢占。

（二）经济学困境

经济学不同社会学，便在于一个公认的理论，以至于即便不读古典理论，也可以读到博士。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经济学貌似繁荣的背后，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键预言的否定，一些经济学早期的争议会不时的如幽灵般归来，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学界又回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
因之，吉尔斯•圣保罗(Gilles Saint－Paul)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就在于经济学使用的无法被证伪的模型和劣质数据，是一种“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ty)，给各种争辩的术语打上框架，不提供可证伪的预测。

（三）社会学改革

社会学不同在于，其路径的力量在于反身性( reflexivity)，只要社会学找到了“无声者的声音”(voice of the voiceless)，它就找到了自己的读者。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对“公共社会学”的呼吁是这方面的一个呐喊。
政治上，尝试左倾、批判性的新古典社会学。
理论上，回到最初的政治使命，马克思和韦伯的古典传统、批判性的宏观社会学。直面“大”议题( BIG issues)。
方法上，用反思性、解释性的模式挑战经济学，如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acker)一个人必须“潜入”(immerse)到社会情景当中之后，才能懂得正确的问题是什么。对数据意味着什么、数据是如何采集等问题上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由此而反对模仿经济学、政治学，或为维系队伍而跨学科领域。
伊万·塞勒尼反对社会学复制经济学、政治学的道路，而社会学也的确不应该走它们的道路。但值得思考的是，伊万·塞勒尼并未明确的给出如何调和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而未来社会学如何收集与分析量化数据，如何将量化数据用于质化分析中，超越量化与质化的对立，依旧有很长的道路。 2015.11.30 14：21 于哈工大九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