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

张卜天. 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R]. 广州:中山大学, 2019.
一直以来，我们的课本告诉我们西方世界从古希腊就有科学思想的滥觞，但是科学到底什么时候才真正出现的呢？从中世纪的宗教世界，是一下子就变成了人人讲科学的现代社会么，这个过程是怎么展开的？为什么处于宗教统治下的欧洲社会不扼杀这种潜在威胁？张卜天在中大的科学史讲座或许会给我们耳目一新的见解。
张卜天认为，科学和宗教的讨论其实是在过去三百年才开始产生。他从词源讲起，16世纪才有the religion，科学这个词的含义流变，也是从内在的倾向习性，转变为了外在的实践做法。

一、古典时代

回溯古典时代，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科学是一种证明的能力、一种逻辑推理的能力。科学作为一种德性，目的不是增加新知识，而是增加性情。因此，古代哲学讨论如何生活，哲学是对生活的考察，那么早期科学就是作为自然哲学，讨论其和生活的关系。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普遍认为道德秩序内嵌于宇宙，理解事物本质，就不会惧怕死亡，研究自然哲学，是为了克服死亡恐惧，因此自然哲学与宗教并不对立。后来托勒密所做的天文学，也是为了道德和灵性的发展。

二、中世纪

在中世纪，张卜天讲道，存在两种与神的交流方式，《圣经》与《自然之书》，物本身具有超脱本身的含义，比如葡萄树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东方也存在这种作为佛性显现的理解。科学的好奇心是一种欲望，亚当的诱惑。后来奥古斯丁将这种看法规范化，《圣经》是词，《自然之书》是物，寓意是为了理解物，而不是理解词。这种对寓意含义的理解与今天完全相反。
而对《圣经》的不同诠释，同自然观的转变息息相关。到新教产生，新教开始批判寓意诠释，只承认《圣经》的神圣性，不承认自然物的地位，要求回到《圣经》的最简单的字面意义，自己解经，而不是交由教父。这一做法将教会与《圣经》分割，不关注评注，而关注《圣经》本身，因此马丁路德改革，标志了古代诠释学到现代诠释学的转变。新教促进了人工物象征含义的消解，欧洲文化也从图像转向了语词。那么自然物如何重新组织呢？一种是数学秩序；另一种是分类秩序，近似于生命科学，博物学。这是理解自然物的不同组织方式，自然物变得空洞，而不是古代亚里士多德、希腊自然观说的那种存在天性、内在性质的、活的。于此处我才恍然，为何福柯的书名叫做《词与物》。

三、十七世纪

一方面，笛卡尔的自然物定律标志了内在性质的终结。其认为上帝创世时给出了定律，一切可以理解，都是自然定律的支配，但这也显得事物没有了意义，生活世界与科学分离了，唯独人没有了位置。张卜天在这里又进一步引申了现代哲学的现象学传统。另一方面，基督教认为，因为亚当堕落，不仅是道德，也是理智的堕落。人的感官经验也不可相信，那么如何完善人的感官，答案便是借助仪器，来接近人堕落前的能力，为了重获人堕落前可以统治万物的能力，神学家们试图通过科学重新获得部分统治能力。

四、十九世纪

之后又有几次转变，科学概念逐渐与人类进步观产生了关联（进步与爱），总得来讲，知识的积累不再同个人的灵性关联。19世纪初开始，自然科学的名词逐渐代替自然哲学。换言之，科学一词的诞生不过是近二百年的事情。

因此，张卜天认为科学和宗教解决不同问题，要避免科学化理解宗教，要注重概念的历史。而中国的科学史还未开始。同时，回应哲学系老师的问题，张卜天又补充道，奥古斯丁主义的复兴和新教的阐释学批判，必须结合起来，才出现了近代科学。这就是什么中世纪也有原罪，但是没有发展特别好的实验，提醒我们要有历史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