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Global Family Change_Persistent Diversity with Development
Pesando L.M., GFC team, 2019, “Global Family Change: Persistent Diversity with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5(1), 133—168.
Pesando及其GFC（Global Family Change）团队（宾大）在这篇文章讨论了全球家庭变革下的趋同与发散情况。我将一些关键性问题穿插在笔记中，并予以回应。同时，该论文的发散或收敛框架可以应用在相关领域，如死亡研究，事实上死亡率也是应用发散模型十分成熟的领域。
该论文的背景是，其一，缺乏可跨国比较的GFC指标以评估GFC情况及其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系，其二，LMIC（中低收入国家）区别于HIC（高收入国家），包括且不限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青年群体正在成人、剧烈技术变革、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更长预期寿命、更低生育率、性别差距缩小、全球商品信息流动等，GFC呈现了多样化模式，尤其是在LMIC中。
论文的论述流程是，第一，数据方面使用DHS中84个LMIC，第二，研究对象，尤其关注年轻与初显成人期群体（育龄人群）而非老年群体，在于，其一，这一年龄段的家庭变化与剧烈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强相关，其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主要关注这一年龄段，其三，DHS数据有较多的15至49岁数据。第三，分析方法，首先调查了HDI（人类发展指数）与GFC指标之间的关系，其次检查各国的GFC指标是否趋同。最后的分析框架采用了一个四象限坐标系，横轴为HDI的相关性、纵轴为沿HDI的发散或收敛。
- What is the authors’ research goal?
因此，论文贡献主要在于，其一，研究对象上，将GFC拓展至LMIC中，其二，方法上，提供了一个GFC可操作指标，其三，理论上，将生育趋同研究拓展至多个家庭领域趋同研究，同时，其否定了生育与家庭变化的同步，并通过特定指标强调了死亡率下降对结婚、同居的影响。
更具体的发现是，生育率、夫妻内部决策、女性生命历程与HDI强相关，其余指标弱相关，且不同指标收敛或发散情况差异很大，婚姻呈随HDI发散趋势、男性生命历程、同居以及家庭结构呈现随HDI收敛趋势。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SSA）与总体趋势背离，需要单独讨论。更具体的细节如下。
一、背景
（一）全球家庭的变化趋势及解释
- What’s Goode (1963)’s prediction regarding western family patterns? What did he expect to see? What actually happened?
Goode（1963）在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曾认为，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西方式的“夫妻家庭”（Conjugal Family Form）将成为全球主流。但50年过去，Goode所预测的家庭模式趋同，在高收入国家并未实现，主要在于1960年代以后，西方家庭模式变得极其复杂，如同居、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同时在后发国家，家庭发展路径也不一致，主要在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波动，除东亚国家外，其余国家的经济出现倒退，家庭控制下降假说也不再起作用。
Goode以后，有一个GFC的解释是Thornton的发展理想主义（Developmental Idealism），即观念变化，尤其是西方家庭是更高的发展阶段。Pesando认为这一理论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线性发展的假设，为了符合工业社会需要，家庭模式会收敛为现代家庭，或者说一种西方式核心家庭。但这一单一的现代家庭模式被反驳了。Therborn认为，现代家庭模式将趋于多样化，尤其是受三种力量驱动，其一，父权制下降，其二，婚姻的形式、普及性的变化，其三，生育率的下降。其进而总结了七种家庭系统。或者说，取代已有收敛理论的，是存在“收敛与发散”双重情况。 - What’s missing in STD from the authors’ view?
但是上述“收敛与发散”假设并没有充分体现在目前家庭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内。尤其是目前的家庭研究中的两个主要理论，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Lesthaeghe的SDT理论。这两个理论都强调因为女性觉醒、重视自我实现等观念变化而导致的家庭削弱、生育率下降、多种生活安排等。SDT阐述的趋势已经从西方扩展至全球其余地区，但该理论能否适用发展落后的SSA或强父权的伊斯兰国家，仍不清楚。此外，根据全文总结，SDT的问题还在于，其一对两性是否趋同也不清楚，其二忽视了死亡率下降对后发国家家庭形式变化的影响。 - What’s McDonald (2000)’s main argument?
同时，除上述两个理论外，最近亦有一个理论以解释最近的趋势。McDonald（2000）强调“性别革命”导致的回归家庭趋势，即随着男女公平分担家务、照料子女，低婚育出现了逆转。但如上所述，LMIC国家目前应仍处于性别革命的上半段，女性劳动率的上升影响家庭形成，性别革命理论适用于欧洲，但不清楚是否会扩散至其余地区。
（二）发散收敛框架
在本节，Pesando就“收敛与发散”进行了更多讨论。在家庭研究领域，有两个问题，其一，发散模型已经被死亡率、生育率研究大量应用，但家庭方面的收敛经常被梳理在生育研究中，而家庭变化中包括了很多非生育的方面。其二，尽管已有一些研究对家庭变化的收敛进行单独讨论，但主要是不同受教育群体、以及欧洲国家间的家庭变化收敛讨论，研究对象仍然很窄。因此，这篇论文是首个对LMIC进行发散、收敛的比较性研究，并试图建立一个全面的图景。
二、数据与指标
数据方面，论文使用DHS 1985至2016的293期数据、HDI数据。
5. How are the indicators categorized? What are authors’ rationales of including these indicators?
指标方面，论文构建了GFC指标，包括家庭的五个面向，生育、婚姻、重大事件的时间、家庭结构、夫妻决策。可以被归纳为三大体系。
第一，家庭事件及行为（FEB）指标含9个，总和生育率、女性结婚比例、女性同居比例、分性别初次性行为年龄（SMAFS）、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SMAFM）、分性别平均初育年龄（SMAFB），这些指标的数据十分完备。
第二，生活连接（LL）指标含5个，父母双方与子女共居比例、多代共居比例、丈夫是妻子健康决策者比例、丈夫是妻子购买决策者比例、丈夫是妻子访友决策者比例，这些指标考虑代内、代际关系的变化。
第三，生命模式（LCP）指标含4个，净再生育率、15岁时平均预期结婚年龄、15岁时平均预期同居年龄、15岁时平均预期结婚与同居年龄，这主要是考虑到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带来的变化。
具体的操作化不再赘述，但跨国比较前，论文对各国人口年龄进行了标准化，以规避人口因素的影响，以及通过滞后一期数据以避免反向因果问题。此外，他们还使用了排除性分析以保证足够样本量。
三、GFC指标与HDI相关性
- Which are the indicators that are mo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HDI? Which have weaker associations? Any additional thoughts on indicators?
论文发现，对于FEB，男女差异仍然存在，HDI对女性的解释力更强、对男性的解释力较弱，女性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初次性行为年龄与HDI关系很强，且比男性更早。上述事实上为SDT提供了补充。正在于SDT对于成人过渡期，男女是否趋同保持沉默，而女性更低、却更强的相关性，说明两性模式正在趋同。
对于LL，HDI并没有明显相关，这与Goode预期的家庭模式趋于简单不同，但与其余LMIC研究相同。同时，尽管HDI与结婚率下降有关、与同居率无关，但通过考虑预期寿命变化的LCP，我们可以看到HDI与结婚率、同居率的下降无关。换言之，LMIC家庭变化与家庭形成模式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强的关系。
通过排除性分析，其进一步讨论区域差异。FEB方面，TFR、NRR下降与HDI的关系在任何地区均稳健。同样的，除SSA地区外，女性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初次性行为年龄与HDI关系很强，这主要是因为SSA地区死亡率大幅下降导致HDI大幅上升。LL、LCP方面较为复杂，不再赘述。
总体而言，就FEB、LL、LCP与HDI的相关性而言，女性呈现了强相关，但地区异质性弱，男性呈现了弱相关，但地区异质性强。
四、GFC指标沿HDI收敛性
本节，Pesando引用了Beta收敛模型，尤其是其替换时间维度为HDI，可以应用在其余研究。
7. How to understand this sentence in p156: “Gender discrepancy is likely to lead to growing similarities in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patterns between the sexes, thereby affecting couple-formation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of assortative mating by age and education.”
就具体发现而言。FEB方面，TFR、NRR并没有收敛趋势，SSA地区仍然是一个例外，剔除SSA后，Beta将由正变负，但上述并不显著。FEB其余方面呈现了性别分化，女性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初次性行为年龄、婚姻和同居人年有收敛趋势，但是男性几乎不显著，考虑到男性在各方面均比女性的年龄更晚，这一收敛将会使两性模式趋于一致。但剔除SSA后，会削弱收敛，换言之，SSA地区两性会更加快速地趋同。
LL、LCP方面，剔除SSA后，LMIC更加收敛，同时，不同地区在不同指标的收敛情况不一，不再赘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结婚率是唯一显著发散的，且主要是美洲驱动，其与结婚年龄共同作用，暗示未来可能会出现一批不同结婚率、结婚年龄组合的婚姻模式。
总体而言，就收敛模型显示，其一，全球女性的时间安排、婚姻和同居人年的收敛；其二，全球结婚率的发散；其三，生育、同居的区域性收敛；其四，主要以SSA地区减慢了全球收敛进程，如果去除SSA，全球社会总体趋于低生育率、高女性权利。
最后，论文指出，鉴于HDI并不能完全解释多样性，或者说发展不是家庭变化的唯一原因，论文认为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考虑各地区历史传统、社会经济长期差异，尤其是路径依赖等对变化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