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静.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陈家建老师评价:(1)基层组织的人情关系(喝酒吃饭);(2)基层组织的追认规则(事后合法性,如成都机场先建后批);(3)基层组织的领导担当(灵活复杂的环境、领导能力与担当精神);(4)基层组织的弱势地位(如孙立平华北案例中"官员要饭")等,都体现了基层组织不同于科层官僚的巨大张力。事实上是既混乱又秩序的复杂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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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5 话语权

社会学的研究有时让人乏味。米尔斯说的已经半个世纪了,研究却越来越精致琐碎,我有时在想,社会学的论文是否已经对宏大现实失去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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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s N. Loneliness of the Dying[M]. Oxford: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1.
最近看埃利亚斯(Elias)的《临终者的孤寂》,这本书很薄,但很有趣。克利肯(Krieken)将埃利亚斯的学术生涯概括为七个阶段,但似乎在克利肯对埃利亚斯的概述中,乃及更广泛的学界对埃利亚斯的讨论中,更多提及的仍是巴黎/伦敦时期(1933-1953)1937年的《文明的进程》,而出版于比勒菲尔德时期(1978-1984)1982年《临终者的孤寂》被相对忽视了。(Van Krieken R,2005:14-39)
这并非说《文明》并不重要,《文明》一书论述了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人之间的互动激荡,形成了个人、国家乃至社会的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埃利亚斯这一对既往二元对立的消解是十分重要且富有启发的;但另一方面,《孤寂》作为延续着《文明》思考的埃利亚斯的晚年作品,实际上也是埃利亚斯对晚近社会人格结构变迁的回应,同贝克、鲍曼等思想家有着相当多的潜在对话,也饱含着埃利亚斯晚年对人类未来的希冀。在这里,我将简短概述《孤寂》一书,并在个体化的时代脉络中,将埃利亚斯与贝克(Beck)作扼要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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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抑郁症者生命体验的兴趣十分偶然,主要是我的朋友Lu-Yao作为抑郁症者,近来同我的倾诉,我同情她的境遇,如朱津(Zukin)在她的博士论文写作中曾谈及,"我是一名社会学家,我有义务帮助他们。"虽然媒体已有多年的去污名化努力,抑郁在中国社会仍然是相对耻感的话题,在我们的经验中似乎存在一个吊诡,即愈发广大的抑郁群体与仍然羞耻的抑郁身份。在逐渐与抑郁者的深入接触后,诚如黑塞在《荒原狼》后记中的独白:"只有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在中国社会从乡土向现代的疾风骤雨式变迁中,学界也往往忽视了大时代下微弱个体的生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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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am P, Silverman B S.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In and Arou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122(3): 755-797.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Questions:

(1) Theory: There has been prior attention to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ulture and structure, most prominently with regard to networks. However, the energy has mostly gone into examining the influences of networks on culture.
(2) Case: Our empirical analysis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forces behind entry into the Liverpool slave trad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ow those forces changed arou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 In other words, we ask, what makes a trader become a slave trader?
(3) Questions: Whether or not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e depend on Culture?
A. Social Influence and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B. Status and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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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常感觉理论好像和现实是割裂的,如果我们做研究,理论是理论的,经验是经验的。但近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不同在于:(1)第一,社会学理论是为了经验研究的,如果这些理论不能用于经验研究,我觉得这个理论就玄学,就不是社会学的。(2)第二,社会学理论一定是可以在经验中得到发展,也就是能够做理论对话的。
当我们谈社会理论时,我们并不是在谈玄学,所以我上周末和龙哥一起看Weber,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回去在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是我和龙哥学科背景不一样,我本科是社会学的,龙哥本科是博雅的,所以我们在看理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这很正常。我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分歧可能也在于一篇论文已经指出来的,这篇论文来源于孙宇凡的推介,他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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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kerham W C. Bourdieu and An Update of Health Lifestyle Theory[M]//Medical Sociology on the Move. Springer, Dordrecht, 2013: 127-154.
本章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并在这一论述中强调布迪厄在这一议题上对社会学研究的贡献。布迪厄从未出版过健康或医疗社会学的书,但他的很多想法,特别是惯习(habitus)与各种形式的资本(如社会、文化)在健康及相关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模型。布迪厄理论的优点在于,其承认结构在形塑并决定人类社会行为及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角色。在健康社会学及更普遍的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衰落、行动者取向理论盛行了几十年后,这一方法转回了有结构意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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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东方出版社,2005.
当我们在读拉图尔(Latour)的《科学在行动》的时候,拉图尔所使用的网络概念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s Analysis)学者们所使用的网络概念是相同的么?因此,我写的这篇文章亦可称为《何谓网络?关于ANT与SNA的讨论》。
我在查阅了国内论文后,发现二者的对话仅有一篇今年刊印的一页文章(李晓冉,2018),国内对拉图尔的大量讨论仍聚焦于ANT(Actor-Networks Theory)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科学哲学方面(郭荣茂,2014;刘文旋,2017;郭俊立,2018),学界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辩证是十分具有意义的,但过多的形而上讨论,是否也忽视了拉图尔在经验层面的贡献。
因此,我认为拉图尔的网络概念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并试图厘清一些概念上的似是而非,即网络概念在行动者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使用是一致的么?如果不是,这其中到底有哪些差异?我将主要借助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的维泽克教授(Vicsek etc. ,2016)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文图里尼教授(Venturini etc. ,2018)的论文展开,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即ANT与SNA的概述、ANT与SNA的整合,及ANT与SNA的未来展望。我认为,ANT与SNA的对话有助于彼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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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学术圈怎么研究毒品交易,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些“社会的暗面”,这篇文章主要基于澳洲新威尔士大学(UNSW)社会政策研究中心(SPRC)的Alison Ritter教授的综述(2006)展开,文中会穿插一些Ritter之后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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