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15 前夜

明早7:40的飞机,下午5点就到台湾了,抵达高雄。我对台湾本无多少期盼,台湾对我的意义大抵也全赖于另一个政党操持而不同,颇如Lu-Yao与我讲过的,“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站去哪里。”之所以去,是因为想换个环境,虽然间杂了些忐忑,但总归是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所谓故乡不也是祖先游荡的最后一站。”我对哈尔滨的感情深厚,可到底知道自己迟早要离开。世事难料,但愿我的前程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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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自国立中山大学陈若兰老师开设的《政治学》东盟区域整合一课笔记,部分细节参考了林承正等人校译Heywood的《Political Science》。感谢陈若兰老师渊博,于我重新认识亚洲,于后读者或是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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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仍是刚入学的新生,新生给新生做介绍时就不免有著争强好胜的心思,介绍也不免会带着个人情绪,现在回想颇为羞愧。而今大学生活已经过半,专业的好坏强弱,或早已不再是心底暗自拿来比较的事情了,我渐而觉得,旁人的看法与我是毫无干系的,我亦不必为之辩解。
作为工大社会系中极为普通的一名学生,放在工大的大背景里,我更是不能再平凡的学生,但我一直相信我所以长大成人,得益于无数陌生人的善意,我亦愿将此善意祝福于看我文章的陌生人,而如能因我这篇文章念了社会系,无论是哪一个学府,于我均是意外的喜悦。
当然,这篇文章不单是为高考即将填报志愿的学生而写,亦为对社会学有些兴趣的同学而写。我将尽力如实叙述,并将工大社会学的优缺点一并提及,如有错漏,烦请后读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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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Botton A. The Art of Travel[M]. Vintage, 2008.
大學兩年,大江南北走了些路,但我不却再對旅行抱有極為熱切的期待,多少在這篇文章中述之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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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我择要记录了其中中国与发展经济学、中国的转型表现、中国的民营经济、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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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文

2002年因我上小学,父母搬家到和兴路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南岗校区旁,一直住到2016年初(也即今年)。今年7月我父母则计划搬家到群力新区。
我在哈师大旁住了近15年,在读《Foodies Remaking Cities》时,作者开篇便提及了:“美食街的食物、小吃车连接了都市的活力与多样性。[1]”由此触动了我很多个人的经验,我在网路搜索也未见任何有关哈师大小吃街发展历程的文章,便想就此机会大致写下我对哈师大小吃街十馀年的记忆,如有记忆的错误,请后读是文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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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yngedouw E, Heynen N C.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J]. Antipode, 2003, 35(5): 898-918.
摘要:文本试图勾勒马克思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轮廓,并呼吁更多对此重要议题的关注。儘管一些重要观点在城市生态学上有很多贡献,马克思政治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综合与关係的方法去揭开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些内在关联一起高度塑造了城市地景的不均匀与不公正。因为社会学视角的“权力关係”一直持续摇摆在参与者与尺度中间,且参与形塑了都市环境的形成。为了思考激进政治﹣生态学的城市策略的未来,历史﹣地理学视角便试图进入不断改变中的城市结构以寻求答案。激进和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因此认知了城市环境的社会化生产。城市政治生态学则继续以政治程序,通过辨别哪些是更平等的社会权力分配、哪些是更包容的环境生产模式的策略,来加强民主化的社会环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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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校者的话 王明毅 冯兴元

Hayek所赞赏的制度是人自发行动的制度,而非人为设计的制度(这个思想颇契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化)。但也因此产生了内在悖论,自发秩序陷于社会进化和群体选择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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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tus 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5): 953-968.
摘要:未能为超过十亿人提供安全、洁淨的饮用水,仍然是对当前政策和实践最有力的控诉,一系列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戏剧性的失败(水资源短缺)作为进入当代权力运作研究,以及权力运作周边的更广泛问题的切入点。从最基本的谁应该负责这一灾难性失败的问题,到更广的规则(rule)形式巩固的问题,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看待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角度。这篇论文便因此提供了对于近期有关水问题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概述,以及几个作者在南非Durban(德尔班)的案例研究。[注:小标题1、2、3等不是文本内容,只是后划分的辅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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