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s Blog

十二月廿九至翌年一月三日，我在苏、沪游玩。因一月至三月事务繁多，一直未腾出手，录此游记已四月初，是按其时照片、速记的事后回忆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烧香拜佛，星座、命理成为了尬聊破冰的安全话题。但是，神秘学与玄学仍然需要大量的精力去了解，有没有一种更便捷且准确的算命知识呢？在科学界，通过大量的统计学检验，还真的有这样一种方法帮助我们“五分钟了解你自己”，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家庭星座学（Family Constellation）”，或者更科学的名词是“出生顺序心理学”。
中文互联网先前已有一些科普性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大多仅讨论了如人格倾向、智力的影响。事实上，后续研究进一步证明，出生顺序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会潜在地影响个体的升学、就业以及身体健康等各个方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尝试性地为大家扩展尬聊话题、甚至第二职业。争取五分钟学会实战命理。

《岁月沧桑》系钱理群知识分子三部曲的收尾之作。他在总叙中已提及：“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这句话概述了三部曲的基调。我想，这也是我对科学史有很大兴趣的缘由。

六月八日至十三日，我在沪、苏游玩，如下是这次行程的简录。

Last Update May 2024

The following includes my primary reading records since 2015, highlighting only those works I find particularly intriguing. These read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First, in alignment with my current research focus on death and health, particularly on the trends and mechanisms of health inequality.
Second, based on my broader reading history, encompass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al theory, political philosophy,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networks, family studies, urban studies, organizational studies,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Murray C.J., Lopez A.D., 1997, “Regional Patterns of 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an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Expectancy: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The Lancet, 349(9062), 1347-1352.
作者Murray写的这篇论文是他们系列文章的开始，其时Murry正在WHO任慢病处司长，致力于发展对疾病负担权重的统一方法，DFLE（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DALE（Disability-Adjusted Life Expectancy）即是这一阶段的成果。Murray从WHO卸任后回到哈佛公卫系，后又在西雅图建立IHME，独立在政府外做全球健康评估。
这篇论文主要讨论了随着预期寿命增长，健康预期寿命是增长，还是减少？乐观派如疾病压缩理论；悲观派如疾病扩张论；中立派则认为有些疾病多、有些疾病少。但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不同疾病分类，所测量的结果都不一致，测量结果非常敏感。这篇论文通过计算全球各国、各地区DFLE、DALE两个指标，大体支持疾病压缩论，且各地区差异很大。此外，性别死亡悖论（Male-female Health-survival Paradox）是文章未深入但很有意思的议题，为什么女性的健康情况一般低于男性，但女性反而活得更长。后续一般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生理性因素，女性多病但坚韧；其二是社会性因素，如女性对健康更重视、女性更愿意就医。就其更具体的内容，可以扼要如下。

Aneshensel C.S., 1992, “Social Stress: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1), 15-38.
作者Aneshensel系UCLA健康科学系教员。这篇文章聚焦精神健康研究，回溯了90年代及以前的研究进展。论文区分了压力研究中两种主要视角，作为社会组织的压力后果（Stressfu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与作为心理障碍的压力前因（Stressful Antecedents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或者说，压力源（Stressor）是被社会决定的、还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论文的根本观点是，社会性压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压力与其说更受偶然性的生命历程事件影响，不如说受长期的、慢性的压力源影响，且压力源有一定的社会阶级梯度。更具体讲，社会压力有两个主要作用机制，其一是微观个体受自我效能感的调节，其二是宏观经济环境、失业的调节。

Esping-Andersen G., Billari F.C., 2015, “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ic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1), 1—31.
Andersen与Billari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回顾了以往解释后转变社会的两种主要理论，第一种是Becker新家庭经济学，第二种是Lesthaeghe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两种理论虽然论述视角截然不同，新家庭经济学是从女性就业或追求职业生涯的经济角度，人口转变理论是从女性追求个体自由解放的文化角度，但都得出了未来会有“更少家庭”的结论。此外还有一种解释是教育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水平越低、婚姻越不稳定。应当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三种解释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晚近越来越多的现象正在挑战上述理论。

Vaupel J.W., Zhang Z., Van Raalte A.A., 2011, “Life Expectancy and Disparit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Life Table Data”, BMJ Open, 1(1), e000128-e000128.
这篇文章是Zhang & Vaupel（2009）论文的进一步应用，二者有递进关系。通过预期寿命$e_0$与寿命不均（Lifespan Variation）$e^{\dagger}$，及其相关的早亡（Premature Deaths）或晚亡（Late Deaths）的年龄阈值$a^{\dagger}$。Vaupel等人发现$e_0$较高的地区、$e^{\dagger}$也较低，$e_0$增加主要是由于过早死亡的减少，晚亡群体死亡率的下降对$e_0$增长贡献很少。

Raymo J.M., Park H., Xie Y., et al.,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Raymo（威斯康辛麦迪逊）、Park（宾大）、谢宇以及杨李唯君四人，在这篇论文主要拓展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东亚的适用性，尤其是在东亚的婚育观念没有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女性工作机会增加、男性家庭支柱作用的减少、婚姻市场的不匹配，共同导致了婚育不平衡，推动了东亚社会的晚婚少婚。但是，诚如很多学者观察的，现有政策效果大多失败，促进家庭形成可能不仅要提供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机会，更要改变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