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o J.M., Park H., Xie Y., et al.,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Raymo（威斯康辛麦迪逊）、Park（宾大）、谢宇以及杨李唯君四人，在这篇论文主要拓展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东亚的适用性，尤其是在东亚的婚育观念没有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女性工作机会增加、男性家庭支柱作用的减少、婚姻市场的不匹配，共同导致了婚育不平衡，推动了东亚社会的晚婚少婚。但是，诚如很多学者观察的，现有政策效果大多失败，促进家庭形成可能不仅要提供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机会，更要改变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制度。
Pesando L.M., GFC team, 2019, “Global Family Change: Persistent Diversity with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5(1), 133—168.
Pesando及其GFC（Global Family Change）团队（宾大）在这篇文章讨论了全球家庭变革下的趋同与发散情况。我将一些关键性问题穿插在笔记中，并予以回应。同时，该论文的发散或收敛框架可以应用在相关领域，如死亡研究，事实上死亡率也是应用发散模型十分成熟的领域。
Zhang Z., Vaupel J., 2009, “The Age Separating Early Deaths from Late Deaths”, Demographic Research, 20, 721-730.
张震与Vaupel在这篇论文中发展了e†(t)是否存在一个年龄阈值，在理论上可以讨论死亡率的压缩与扩大，以及讨论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与过晚死亡（Late Deaths）的问题。后续Aburto等人进一步将根据e†(t)计算的年龄阈值视为绝对年龄阈值，将根据Hˉ(t)计算的年龄阈值视为相对年龄阈值，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数理形式上予以进一步的确定。
本篇论文年龄阈值a†、以及后续aH，均可以通过Aburto等人（2019)的R代码进行复现，并在中国社会中进行实证应用，这一指标很好理解，且具有很好的数学性质，但目前国内学术界仅张震在全国层面使用，因此，省一级的讨论可以进行便捷且必要的拓展。
Van Raalte A.A., 2021,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Mortality Patterns over the Past 25 Years?”, Population Studies, 75(sup1), 105-132.
Raalte系德国马普所人口学“寿命不平等”研究小组的领导学者，2011年博士毕业于马普所。这篇论文衔接了Preston 1996年的综述，精彩地概述了其后25年间死亡研究的发展。与Preston（1996）其时不同，尽管Population Studies仍然是人口学的死亡研究方面的顶尖刊物，但Raalte认为，由于学科界限的日益模糊，死亡研究在保险精算、流行病学、老年学、健康经济学等期刊也大量增长，因此，尽管这篇综述单独列了一节以介绍Population Studies刊发的死亡研究论文，但其主体部分将不仅局限于此，而尽可能囊括此廿五年间死亡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工作。
相对其他学科而言，Raatle认为人口学家的死亡研究，更侧重在总体水平（Population-Level）的死亡年龄模式，但由于研究愈发细化，当代人口学家对总括性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少，各种细化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仍不清楚，这其实阻碍了我们理解很多最基本的人口问题，比如群间死亡差异的真实原因。因此，Raatle不仅事实上回溯了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进展，更重要地是，她在回溯中发现了大量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性问题，即陷入细枝末节而无力回答基本问题，由此，其对当前人口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反思，提醒人口学家们要谨慎对待因果推断方法，并重申了已往人口学家描述性工作的重要性。
Preston S.H., 1996, “Population Studies of Mortality”, Population Studies, 50(3), 525-536.
Presto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系教授，其在这篇论文中回顾了Population Studies创刊50年以来所有关于死亡率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二十世纪死亡率相对早期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梳理。主要包括估计方法的演进、20世纪前死亡率的趋势及下降原因，后者又可以分为总体与个体两个层面的演进。
Population Studies基本涵盖了20世纪主要的死亡研究。Population Studies创刊于1947年，其早期主要刊发人口构成、迁移、人口理论及生育方面的研究，从1968年后，则几乎每期Population Studies均刊发死亡研究，如预期寿命、死因、发病率、人口增长等，仅少部分涉及政策的更多刊发在世界银行刊物。按其展开的研究脉络因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Olshansky S.J., Carnes B.A., 1997, “Ever Since Gompertz”, Demography, 34(1), 1-15.
Olshansky系芝加哥大学医学系教授，他在这篇论文讨论了自Gompertz发现死亡率定律以后，学术界的后续发展，这篇文章很好地补充了Preston（1996）更多就人口学家们研究的综述，将之拓展至自然科学的相关进展，尤其是生物人口学方面。
这篇论文提醒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其一，就死亡率研究而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属于实证科学之下，Gompertz死亡定律广泛存在于各个物种，其二，死亡率应该被分解为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随着公共卫生进步，人类死亡率事实上已经与自然界生物完全不同，外因逐渐减少，而内因逐渐增多，人类有这个认识过程事实上经过了近百年的探索，而这也是最近几十年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衰老（Aging）影响的原因。
Lesthaeghe R.,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2), 211-251.
人口转变即指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发生自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国家，以及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其余国家。但是人口转变因起始时间不同，以西方为代表，其人口转变历程已经超过了已有理论的解释范围。Dirk van de Kaa与Lesthaeghe因而在1986年首次提出需要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理论，旨在描述持续性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一系列居住安排、婚育脱钩、以及非静止人口现象。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部分特征，早期出现在1950年代，以美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为主，主要是离婚率的攀升；1960年代以后，战后婴儿潮开始回落，初婚年龄推迟、同居增多（无论是婚前同居、还是离婚丧偶后同居）；1980年代以后，其余西欧国家也开始了类似进程，千禧年后法国、英国近40%的新生儿为同居诞生。
当然，SDT受到了很多批评，主要包括五点：第一，SDT只是人口转变的延续（Cliquet 1992）；第二SDT仅仅是人口转变的第二特征，或者说只是生活偏好的变化（Coleman 2004）；第三， SDT可能仅仅是西欧国家的特征，尤其是东欧国家的变化可能仅仅是市场转型动荡的产物，美国则可能有基督教文化而例外；第四，SDT过份强调了家庭转变与生育率间的关系，尤其是同居；第五，SDT无法解释更替水平下低生育的极大空间；第六，SDT具有普遍性么，亚洲国家呢？Lesthaeghe的这篇论文即试图回应上述问题。
Brown D.C., Lariscy J.T., Walker B.H., 2023, “State-Level Trends in Lifespan Vari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0–2019: A Research Note”, Demography, 60(1), 1-14.
如Vaupel等（2011）年讨论的，美国预期寿命较高，但预期寿命不均（Lifespan Disparity）也很高，如横向对比其他发达国家。这篇论文应用e†，着重讨论了美国州一级的寿命不均演变。
去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社会科学版》（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题为《Observing Many Researchers Using the Same Data and Hypothesis Reveals a Hidden Universe of Uncertainty》，和前段时间拿了奥斯卡的《瞬息全宇宙》一样（但我更喜欢台湾译法《妈的多重宇宙》），如果俏皮些翻译，或许可以把这篇文章译成《（妈的）玄学统计宇宙》。邻近毕业季，正在凑玄学显著的同学们想必很有同感。
四月四日至十三日，我在浙整有一周，复在沪经停三日后返京。因四月、五月事务繁忙，录此流水账已是六月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