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s Blog

Raymo J.M., Shibata A., 2017, Unemployment, Nonstandard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sights from Japan’s “Lost 20 Years”. Demography, 54(6), 2301-2329.
我们常认为日本低迷的生育率是经济停滞的结果，但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很反直觉的见解，对于日本社会而言，长期的经济停滞乃及衰退并未降低、反而却提高了生育率。
文章的核心观点认为，经济衰退对生育率的一般影响虽然是负向的，但需要进一步考虑就业市场中的两性分工。以日本社会为例，由于日本以婚内生育与“男主外、女主内”为主流，经济下行降低了男性结婚水平进而降低生育率，但经济下行并未降低女性结婚水平，相反，提高了女性的婚内生育水平。日本男女一负一正的相反结果，导致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业与非标准就业的上升反而提高了日本社会的生育率。
这一反直觉结论无疑挑战了我们已往常常将东亚各国类比的讨论，由于日本社会高度的性别分工，经济衰退对日本生育率的影响实际被高估了。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且我国女性就业率一直是高于日本社会，我国未来生育率的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下降幅度亦可能会比日本、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剧烈。

Jacques Vallin, France Meslé, 2004.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in Mortality: A new Approach of Health Transition[J]. Demographic Research, Special 2: 11–44.
本文作者Jacques Vallin与France Meslé的单位均系法国国立人口学研究所，这篇论文发展了Omran在1971的论文，并提出了基于健康转变的阶段划分，即其一，战胜传染病阶段（the Vanquish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其二，心血管革命阶段（the Cardiovascular Revolution），其三，对抗衰老阶段（the Fight Against Ageing）。第一个阶段即Omran的流行病转变三阶段。
但Vallin等人尤其认为，每个阶段需要更细的划分，即每阶段均包含一个先发散后收敛的子阶段，这使对死亡率转变的描述更为连续了。对其内容可以扼要如下。

按查瑞传《数理人口学》、凯菲兹《应用数理人口学》，就稳定人口各指标变动的推导作简要记录。

孙向晨. 论家：个体与亲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近来的一个感慨是同孙畅的闲聊，谈及北大周飞舟等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关注，我认为有很大原因是这批学者成长于内陆腹地的汉人社会，相对地，我长在北疆，使我始终对中国传统有所疏离，而更倾向于彻底地决裂，以投入到现代性、或者确切讲是西化的生活方式，这是学者关注受自身生命历程影响的切身感。当然，无论是回到传统，还是全盘西化，如这本书里讨论的内容一般，这都无从纾解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所面对的困惑。这在于中国之于以西方世界为核心的边疆，面对着持续的双重困境，如何理解自身周遭、理解精神世界持续的紧张感，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避的命运。

很多朋友常会吐槽一线城市996的工作，让人没有自己的时间，每天下班只想躺在床上玩会手机，不知觉间已是午夜，此时想到第二天还要继续打工，身心疲倦。但也有朋友说，白天做社畜已经十分艰难，熬夜时才仿佛自己属于自己。熬夜伤身体不假，但熬夜会不会让打工人感到快乐呢，哪怕是片刻的快乐？
概要讲，大多数研究仍认为熬夜会导致负面情绪，但熬夜人群其实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最近的一篇中科院心理所的论文认为，微博上的熬夜党反而更快乐。此外，本文的文末简介了睡眠社会学的动向，相关的健康研究还是一片学术蓝海。

Martikainen P., Korhonen K., Tarkiainen L., 2021, “Heavy Metal toxicity and Mortality - Association between Density of Heavy Metal Bands and Cause Specific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Mortality: Population Based Cohort Study”, BMJ, 375.
当我们谈到金属乐，一般人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尖叫或低吼、失真的吉他，乃及炸裂的鼓点，与之相伴的是对现实的不满或压抑。但对乐迷来讲，这些情绪往往会随着乐队的咆哮被逐渐宣泄。我们总说“死亡重金属”，但是听金属乐是否真的有更高的死亡可能呢？
去年在《英国医学杂志》（BMJ）上，有一篇专门讨论听金属乐与死亡率关系的论文（Martikainen et al., 2021），作者P Martikainen几人均供职于赫尔辛基大学的人口所。这篇文章的结论甚至与我们的日常预期相反，起码就芬兰而言，在控制了各因素后，重金属乐更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死亡率反而更低。作者们猜测，金属乐队的密集程度本身可能就反映了地区的文化、社会资本存量，事实上这些乐队能够促进社区活力，也有助于社区中的个体追求更连接、健康的生活方式。

八月七日至十四日，我与父母往青海省游玩整有八日，随后乘火车返哈两日。但因每至北方的八月，我均饱受季节性鼻炎的困扰，因而拖沓至月末天气转凉，方录此日记。

上午听John Wilmoth报告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WPP 2022，下简称《展望》），该报告是UN所做的第27次全球人口预测估计，反映了271个国家或地区、乃及全球的人口估计结果，其公布的数据集一直是联合国各报告中被下载量最多的数据集之一。本文摘录了Wilmoth报告的方法创新与主要发现，并部分讨论了中国人口情况。

Ronald Freedman, 1990,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The Third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10(1), 33—43.
Freedman系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建立了密大的人口研究中心，曾是美国人口学协会会长。撰写此文章时已退休。
Freedman在这篇论文认为，第一，家庭计划项目是在1960年至1990年间迅速发展而来的全球性政策，在1990年时，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LDCs）已建立了致力于提高家庭福祉、降低生育率的家庭计划项目；第二，6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除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外，同期开展的家庭计划项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举例了快速发展经济体（台湾）、适度发展经济体（中国、印尼）均有显著下降，而欠发达经济体（印度、巴基斯坦、撒哈拉以南非洲如苏丹）虽然由于传统家庭制度，仍有较高生育率，但在一些家庭计划政策试点区（孟加拉Matlab试点、肯尼亚Chogoria试点）仍有显著下降。
文章侧重家庭计划项目的成果介绍，可结合晚近《全球家庭计划项目30年》一书第一章（Sinding，2007），、Goodkind（2017）及其后续争论进一步理解人口政策的历史、作用，乃及回顾人口学的学科历史。具体而言。

O’Neill B.C., Balk D., Brickman M., et al., 2001, “A Guide to Glob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Demographic Research, 4, 203—288.
这篇论文的前三个作者O’Neill现系马里兰大学全球变化研究所主任，撰写此文时在布朗大学，其近期工作主要是评估气候与人类系统；Balk现系CUNY人口所主任，撰写此文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其近期工作时城市化、健康与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Brickman现系纽约科学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生命科学系主任，其近期工作时健康、城市化研究，撰写此文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该论文概述了2000年以前人口预测的基本方法，尽管与最近廿年的发展有所滞后，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