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s Blog

第一次看谢宇的《回归分析》是一七年一月，最近因统计课需要，重新看了一遍。有一些常见的学界误区需要说明，也是我偶尔会犯错的^[1]。感谢李龙老师。

2021.1.5 桂林

卅一日，我在市桥的牛小灶渡过了二〇二〇年的最后一日，也开始了二〇二一年的第一日。

陆远. 传承与断裂 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M]. 商务印书馆, 2019.

七普数据未出，我按六普、七普公报画了几张人口增长的图，有两个观察。
其一，东北以及整个北方的地位急转仅是近十年的事情，川渝崛起也是近十年，地区不平等由东西差异向南北差异，但我怀疑以西南地区受转移支付与政府城投债驱动的增长不可持续。
其二，广东省内部人口流动高度不均，人口向珠三角地区集中。江浙地区未绘图，但我猜测人口集中趋势是近似的。

五月一日至五日，我在福州、厦门旅游，于下略录。

一月一日至三日，在广西省桂林市的旅记。桂林是白先勇的故乡，确有着南国特有的婉约和清秀。

2020.1.1 长隆

零点在长隆坐过山车，晚十点在万胜围吃羊蝎子火锅。倘每日如此，可真是潇洒。

廿六日与廿七日，在广西省梧州市的旅记。梧州作为两广门户，或许文化上更近于粤而远于桂，从广州南至梧州万秀区全程约三小时。行政区划上，沿桂江可分为河东与河西，二者都属于万秀区，属梧州的文旅、商业中心；万秀区西侧的长洲区是梧州市政府所在，属行政中心；交通枢纽原在长洲区的梧州站，但南侧龙圩区的梧州南站或已取代梧州站作用。

讨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在社会学的论文里仍然少见，这篇文章由社会学背景的Maya K. Gislason于2013年撰写，侧重于有关自然、健康概念的科学社会学梳理，她提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跨学科理论领域——社会生态学，这一理论起码不晚于九十年代（Stokols D, 1992; Stokols D,1996），并在近年被逐渐重视。

Jenkin P., 2002, “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he Black Report: A Memoir”,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6(3), 123-130.
《布莱克报告》二十多年后，发生了很多新的事情。一方面，福利国家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再分配政策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很多学者认为阶级的解释作用已经淡化。这为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两个假设持续被挑战：（1）是否存在健康不平等；（2）社会条件与健康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国家统计局推动了纵向研究，利用1971年、1981年与1991年的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很多研究证实确实存在健康不平等，且不平等持续扩大。
对于第二个问题，1946年的国家健康与发展研究和1958年的国家儿童发展研究，可以直接测试长期患病儿童的社会流动，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早期和中期疾病的不平等。但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继续展开。后续研究发现，早期的生活经历并不是对所有人的后期健康有同样的影响。那些具有更大社会优势的人可能不会被早期健康问题影响，而那些同时处于健康劣势和社会劣势的人可能会陷入了一个很难摆脱的螺旋式下降。对健康不平等的生命历程方法鼓励人们尝试接受社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不是提出简单但不充分的单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