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岁月沧桑

《岁月沧桑》系钱理群知识分子三部曲的收尾之作。他在总叙中已提及:“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这句话概述了三部曲的基调。我想,这也是我对科学史有很大兴趣的缘由。

以其开篇的“1949至1980年:沈从文的坚守”为例。我想沈从文的精神危机,与当代人仍保有足够的共鸣力。其后叙的各知识人,如赵树理、王瑶、梁漱溟等,实不一而同。
钱在开篇即叩问了一个紧张的命题:沈从文为何自杀?钱的回答是:“1949年沈从文自杀式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于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钱理群,2016:10)”
随后,钱讨论了沈从文如何调整自己,从三个方面,分别是新爱国主义、新人民观以及新的唯物论。如今看来,沈从文的新爱国主义十分幼稚且轻信组织力量、新人民观过度乐观且窄化人民定义、新唯物论则忽视了政治力量,均显得书生气十足。因此不难理解,在短暂的适应后,沈从文陷入了持续的苦闷,但这背后,终究是钱所说的:“沈从文说他的命运的悲剧性,实际说的是国家、社会的悲剧;而形成悲剧的原因,也绝不是他个人的性格使然,实实在在是那个时代的体制造成的。(钱理群,2016:36)”
这一悲剧更具体的表现,是60、70年代之中,沈从文被边缘化乃至于被禁止言说,实际上导致了其存在论危机。作为自觉有文学使命与承担的作家,停止创作,意味着生命的中断,文学的困境是其1949年以后真正的困境所在。当然,这一困境在抗战时期就已有所显现,《边城》、《丈夫》这些十九世纪式的田园牧歌,与前线的战争并不相宜,这一风格,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更加凸显了,沈从文自觉地试图平衡作家、批评家(管理者)与读者三者的挤压,但最终失败了。
因此,在沈从文失去了作家身份后,其如何自处成为了更有意思的话题。钱的观察是,“当体制将沈从文边缘化,他又从传统与民间,土地与人民那里找到了生命的归依,并因此重新回到了历史。(钱理群,2016:55)”沈从文转向了民间工艺美术与历史文物,试图编纂一本历史与社会的大书,因之,汪曾祺称沈从文晚期的工作是“抒情考古学”。
这个论述不难理解,正在于沈从文从事文学时,其初心正是:“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沈从文,1961)”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变革中,沈从文最终通过文物研究与一个更大的目标相联系,“使自我生命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取得有机的联系。(钱理群,2016:57-58)”
由之,反思我近几年的尝试,试图将学术与生命分割的努力可以说是全然失败了,技术性的工作无法驱散内心的惶恐,这是我内驱力丧失的主要原因。我对沈从文并不了解,但家国命运结合的努力,如今却很难说服我了。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2016,《岁月沧桑》,东方出版社。
[2] 沈从文,1961,《抽象的抒情》,光明日报。